郑清文（1932年9月16日－2017年11月4日），台湾作家，生于日治台湾新竹州（今桃园市），本姓李，后由舅父收养，改姓郑，迁至台北州新庄郡（今新北市新庄区）。七岁入小学受日本教育，战后在台北读初中时才开始学习中文，国立台湾大学商学系毕业，任职华南银行四十多年，利用闲暇从事写作，四十年不断。1998年元月自银行退休，2017年11月4日因心肌梗塞过世，享寿85岁。

郑清文从大学时代开始广读文学书，并开始着手进行写作。在〈偶然与必然──文学的形成〉文中，郑清文表示：“我读文学书，可能是进入大学以后。我时常到旧书摊找书。一本日本新潮社的《俄罗斯三人集》，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可说影响到我以后的写作生涯。”

民国四十七年在，郑清文在“联合报副刊”发表第一篇作品〈寂寞的心〉。同年，郑清文于联合报副刊发表了五篇作品，作为一个新锐作家，因为主编林海音的提携，从而在世人眼中展露头角。民国五十四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簸箕谷》；民国五十九年初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峡地》，此后一生创作不断，在兼顾银行工作之余，持续书写。除了短篇小说以外，晚年也专注于台湾童话文学的写作，着重于培养儿童创新的想像力，出版《燕心果》、《天灯、母亲》等童话作品。

相较于其他作家，郑清文因为通晓日文，在未有中文译著的年代里，以日文直接阅读西方经典，造就他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背景。而他的作品亦深受西方作家启发，他常以含蓄简洁的笔法，描述人物复杂的心理，这样的风格主要受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影响：“凡是你所知道的东西，都能删去；删去的是水底看不见的部分，是足以强化你的冰山。”郑清文喜欢透过结构简单、叙事语言平淡的书写，将深层的含义隐藏作品之中，虽然时常受到读者“简单却读不懂”的抱怨，他却始终坚信着这个原则，使看来并不艰深的作品蕴含纵深的心理意涵。

郑清文大部分的短篇小说，都由人内心生活的透视来浮现时代、社会的转变给人内心的制约与反应，擅长以平淡无奇的笔触来呈现惊浪怒涛迭起的深层心理活动。

郑清文与李乔同属于本省战后第二代台湾作家。经历过台湾日治时期，曾受过几年日文教育，对“日本天年”的阴影记忆犹深。由于这些本省第二代作家通晓日文，所以对外国文学的吸收能力和领悟力较高。李乔曾说他“擅长描写‘悲剧的流程’”。郑清文的作品常出现地名“旧镇”，实影射其童年居住地新庄。

１９９０年发表于《台湾春秋》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的主角是福寿伯与福寿姆这对原本育有两子的老夫妇，他们的长子－阿和，在十九岁时被警察跟宪兵以匪徒的罪名，于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强行逮捕入狱，这个意外，对他们一家四口来说是一个好不了的伤痕，抑或说是一场醒不过来的恶梦，作者以全知的观点描写福寿伯与福寿姆前往新公园喂鱼的情节，一步步地呈现白色恐怖对这些政治受难者遗族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以及掌权者对于这个影响众多台湾人民的历史事件的忽视。

夫妇俩前往新公园的路上，是一波三折的，先是在出了门之后，福寿伯才发现自己忘记带面包，接着，是推著福寿姆的轮椅，从家里到新公园之间那段耗时四十分钟的路程，好不容易到了新公园之后，却又被围绕着公园的栅栏给拒之门外，作者刻意以这些路上的波折，代表了政治受难者遗族人生上的阻碍，仅仅是前往个公园就如此艰辛，那在人生的道路上肯定更加难以迈开脚步。

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不以强烈的指责来批判政府对于白色恐怖的漠视，而是透过“母爱”这个大多数人触手可及的情感来带出政治迫害的可恶，福寿姆在阿和被捕后，总是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当中，甚至常常以泪洗面，她说：“我看他，哭他，才算活着。”，她对阿和深厚的母爱在政治迫害的加压之下，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化成箝制自己的手铐脚镣，她不再拥有自己的生活，每天所做的就只有“等”，等阿和再次回到他们的身边，她的思想、情绪无一不被那场意外所影响，看到警察就会想起阿和被抓走的那个夜晚、看到椰子树干上的窟窿就会连想到枪痕，她已经被这场意外摧毁了。

小说由“我”寻找木刻工艺品写起，以第一人称观点叙事，借由找到三脚马的创作者曾吉祥，引出这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一个从小因为外在缺陷被取笑为“白鼻狸”的男孩，受尽周围的歧视与嘲弄。因缘际会之下，他成为了倾向日本人的警察，透过权力的掌握，当起了压迫自己的同胞、认同意识摇摆不定的“三脚仔”。在日本战败后，曾吉祥为了避免报复而逃走，留下妻子吴玉兰承担一切。在妻子死亡后，他一生都无法赦免自己，从此雕刻起表情复杂、生动活现的三脚马。也正是这样以刻不完的三脚马作为余生赎罪的行为，让曾吉祥的作品得以被“我”发现，更进一步发现“我”的父亲也曾是他迫害的一员。故事最后，“我”似乎也能理解曾吉祥内心的矛盾，并未带走曾吉祥心中有着妻子吴玉兰形象的三脚马，而是选择退出他回忆的空间，让他独自在黑暗里慢慢咀嚼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