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是指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父母，因为类似直升机一样的盘旋在儿女身边，故称为直升机父母。

在日本也有类似概念的“怪兽家长”（日语：モンスターペアレント, Monster parent），是学校对于以自我为中心，不讲理的监护人所造的和制英语。

直升机父母的隐喻最早出现在海姆·吉纳特（英语：Haim Ginott）1969年的畅销书《父母和青少年》（Between Parent & Teenager），其中一名青少年抱怨著：“妈妈像直升机一样在我身边盘旋”（Mother hovers over me like a helicopter）

Foster Cline和Jim Fay在1990年创建了helicopter parent一词。此一词语在200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国大学学务单位中使用，因此受到注意，当时1981年～2000年出生的Y世代开始进入大学，其中一些父母每天上午叫住校的儿女起床上学，并且对教授抱怨教授给儿女的成绩不佳，因此得到此一称号。夏令营的工作人员也反映类似的情形。

高等教育纪事报指出即使儿女已到了研究所，直升机父母仍然会干预其儿女，例如游说儿女读法学院或是商学院 。也有一些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反映，当这些儿女成年，开始工作后，有些直升机父母会出现在工作场所或打电话给儿女的主管，为儿女的行为辩护，或者要求公司要提供较高的薪资。

美国世代人口统计学家尼尔·豪（英语：Neil Howe）认为直升机父母是战后婴儿潮父母养育其Y世代儿女的方式。尼尔认为直升机父母的教育方式和X世代不同，尼尔将后者称为“隐形战斗机父母”，倾向忽视儿女较小的问题，但对一些严重的问题，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形下，以严厉的方式来处理。尼尔将这个和战后婴儿潮父母持续参与儿女的教育对比，尼尔认为直升机父母：“有时很有用，有时很烦人，不过都会围绕在儿女周围，而且会发出噪音。”尼尔认为战后婴儿潮父母和儿女的关系难以想像的亲近。他个人认为这是件好事 。

直升机父母试图“帮儿女把路铺平，确保儿女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直升机父母的崛起恰好遇到两种社会变化，一个是1990年代的经济相对繁荣、低失业率及较高的可支配所得，另一个是社会上越来越多认为其子女受到威胁，自由放养父母（英语：Free-range parenting）提倡者Lenore Skenazy认为这是：“根深蒂固的偏执狂”

美国心理学家马德琳·莱文（英语：Madeline Levine）曾写过有关直升机父母的文章。美国作家朱迪思·华纳（英语：Judith Warner）提到莱文认为直升机父母的人虽然过度的“出席”，参与儿女的生活，但在心理上却是缺席的。作家凯蒂·罗菲（英语：Katie Roiphe）在Slate杂志（英语：Slate (magazine)）中评论莱文有关直升机父母的迷思“他们出席（参与）的太多，而且是以错误的方式出席，其实他们不关心真正在儿女身上发生的事，因此儿女会合理的解释为父母缺席。如同莱文提的，这是一种过度参与，稳定持续的混乱。”。她也提醒读者：“直升机父母不是不好的父母，也不是有偏差价值观的可怜父母，直升机父母不一定是荒谬的、不快乐的、充满控制欲的父母。直升机父母可能是出于好意，只是因为父母本能性的惧怕，导致好意走错了方向。” 。

也有人将《虎妈战歌》中提到的华人教养方式和西方的直升机父母比较。Nancy Gibbs在《时代杂志》中认为这二种都是“极端的教养方式”，并且列出了二者的不同点。Gibbs认为虎妈是着重在特定领域（如音乐或数学）上的成功，而直升机父母是“惧伯失败，因此不惜一切代价的避免失败”。另一个不同点是虎妈强调努力，对儿女的态度是极端、权威和独裁的，而直升机父母是“妥善安放他们的孩子，渴望和他们建立友谊”。

乔治亚大学教授理查·穆伦道尔（Richard Mullendore）认为手机的广为使用是造成直升机父母的一个关键因素，他称手机为“世界上最长的脐带”。有些家长认为大学的费用节节上涨，他们对大学的举动，也是像其他消费者一様，只是为了保护其本身的投资而产生的行为。

在《老年病学家》（The Gerontologist）发表的跨世代研究指出，教育者及大众媒体指责这些围绕在已成年儿女身边的直升机父母，但“因为复杂的经济及社会需求，这些直升机父母的儿女很难在成人时就在社会上有立足点。”

Clare Ashton-James医生在一个跨国的父母研究中指出：直升机父母比较幸福。

伦敦大学学院的医学研究委员会有一篇研究指出，过度保护或过度控制的家长会带来其子女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会是一生之久，其规模和遭遇丧亲之痛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