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奁焚妻是指发生于印度及其周边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的一种家庭谋杀罪行。这类犯罪的共通点是源于嫁妆纠纷（索奁），犯罪手法则常以烧死媳妇或妻子（焚妻，Bride-burning）并伪装成自焚或厨房意外来达成，也因此这类家庭谋杀的受害人数目前仍只能推估，难以确切统计。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英语：National Crime Records Bureau）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此类案件在印度成逐年上升的趋势。2005年度案件记录显示，已确认及被报导的死亡人数，包含受焚而死者，计有7026人。2007年，案件数升至8093起。2010年的数据则达到了8391起。

嫁妆纠纷不外乎夫家向妻家索奁无度、妻家所给的嫁妆少于夫家认为妻家能负担的、妻家一再迟付应允的嫁妆等。另外也有丈夫想要在不损及颜面的前提下除掉妻子的案例。夫家为了尽快结束婚姻关系以便再娶及获得新的索奁机会，常多人合谋以煤油、汽油等易燃液体烧死媳妇。选择这种手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手法易于后续处理及伪装，以图犯罪证据不被掌握。

有一种广泛的误解认为索奁焚妻是根植于次大陆地区的历史陋习，但事实上首宗犯罪是发生于20世纪晚期。

在美国，Aleyamma Mathew是德克萨斯州卡罗尔顿一家医院的注册护士，她于1992年4月5日死于烧伤。 她和她的丈夫Mathew Varughese二十年前从印度移民过来，在美国有三个女儿。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这对夫妇一直存在婚姻问题，1992年他们的矛盾最终激化，导致了Aleyamma的死亡。她的尸体被孩子们发现，确认其死因是汽油浸泡，被火焰覆盖烧伤致死。

种姓制度的高嫁低娶婚姻习俗中，男性的结婚对象是同种姓和较低种姓女性，女性的结婚对象是较高种姓及同种姓的男性。较低种姓女性可通过嫁给较高种姓男性，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男性却不能通过娶较高种姓的妻子提升社会地位。为此，女方家庭不得不为此付出昂贵的嫁妆。印度裔学者Rao和Deolalikar于1998年发表的论文指，当时女方嫁妆的价值平均占到了新婚夫妻婚前财产的68%，约是女方家庭的六年年收入。进入2000年后，印度嫁妆的价值通常在6万美元到13万美元之间。婚后，男方仍可向女方家庭索要嫁妆，持续数年之久。在印度社会中，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使低种姓民众有机会成为富裕人群。这亦是印度嫁妆膨胀的一个因素。

随着女权提升及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例如国际特赦组织的批判与施压下，次大陆地区的国家陆陆续续建立起法律及保护措施。

印度在1961年便颁布了嫁妆禁止法（Dowry Prohibition Act）来遏止，该法并于1984年及1986年续修，印度警方也设置了专责窗口及收容中心以保护受害妇女。巴基斯坦则自1976年起立法规范，而进步女性协会领导人Shahnaz Bukhari也积极争取保护性立法、烧伤妇女的收容所及专门病房的设立。

即使如此，这类嫁妆犯罪似乎仍有增无减。《时代杂志》曾报导，1990年代中期在印度因嫁妆而死的妇女已由1980年代初期的每年400人激增为每年5800人，但有人认为这项数据可能不足以证明此类犯罪的增加，而可能是印度女权提高后这类事件才大量曝光的一种反映，而且许多案件也难以辨别是自杀还是谋杀。

在印度，针对大多数新娘焚烧案件，国内立法通常没有得到充分执行。 正因为如此，民间的组织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阻止新娘焚烧的发生。其中一个例子是政府资助的家庭咨询中心小组，其目标是加强家庭关系，减少法律干预。 然而，此类咨询中心小组只加深了“女性拥有尖锐的舌头”和男性“具有殴打”的能力的刻板印象。不过，目前其他类似的机构也萌芽而生，试图去解决相关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甚至受害者的娘家也常常拒绝接纳不幸毁容的妇女，以致受害妇女在死里逃生之后面临的却是更加残酷的生存磨难。

一项提案要求根据国际难民法扩大对妇女的保护，以便为性别歧视或性别歧视的受害者提供庇护。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是将妇女纳入“受迫害的社会群体”的定义，这将使她们在迫害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国际庇护。

1984年4月，欧洲议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即通过改革国际难民法，“保护妇女免受基于性别的迫害”。但是，该提案遭到拒绝。另一个解决办法是通过建立产权来增加妇女的经济利益。即使已婚，新娘在生活期间也不享有属于丈夫财产的权利。在赋予妇女拥有财产的权利时，妇女不需要为了经济或法律目的而结婚，从而淡化嫁妆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