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语在中国史书中称为夷言、国语、北语、胡语或者胡言，为中国与蒙古历史上鲜卑族使用的一种语言，较为保守的使用时期为2、3世纪交替至7世纪中叶，在东晋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被广泛地入主中原的鲜卑族作为本民族语言使用。作为当时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鲜卑语一度在中国北方成为仅次于汉语的声望语言。至到北魏时期，孝文帝和冯太后下令进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改用汉语代替鲜卑语，更改鲜卑语姓名为汉字姓名。禁止入住中原的鲜卑人使用鲜卑语，无疑使到鲜卑语的生存空间大幅度地缩小。六镇之乱后，汉化比较浅的六镇部将再度推广鲜卑语的使用，中国北部掀起了鲜卑化热潮。直至隋朝末期，鲜卑语失传，鲜卑人作为一个独立于汉族以外的民族的历史从此结束。

然而，在北魏的改革过程中，为现代语言学家留下了解读鲜卑语的线索。北魏更改胡名为汉名，基本采用了语音相近而转写和语义相近而直译的两种方法。前者提供了一些鲜卑语的语音信息，后者相当于一套鲜卑语—汉语对义词汇表。例如更改拓跋为元、独孤为刘、贺赖为贺、步六孤为陆、吐奚为古，更改可汗为皇帝、可孙为皇后、莫贺为父、么敦为母及阿干为兄等等。白鸟库吉与方壮猷等现代学者首先正确地认识到这些词语原名与汉名为鲜卑语语音语义对应汉语语音语义的关系，并且进行了对比研究。例如将“阿干”译为“兄”，可以对照蒙古、满—通古斯和突厥语族的多种语言之语音，/*aka(n)~*aga(n)~*axa(n)~*aki(n)/。

根据《后汉书》、《晋书》、《北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及《隋书》等史书的记载，至少在官方，曾经有许多使用鲜卑语编写的书籍，惟无一页存留至今，至今亦无发现使用鲜卑语刻写的石碑、铜钱及铭文等文物的痕迹，甚至不清楚鲜卑语到底为使用何种文字来书写。目前，唯一研究鲜卑语的途径就是参考中国史书中使用汉字注音的鲜卑族人名和地名。

鲜卑语一般被归入蒙古语族。史书记载鲜卑族为东胡遗民，又前载东胡语近似乌桓语、乌桓语近似鲜卑语，后载库莫奚语近似吐谷浑语、吐谷浑语近似契丹语、契丹语近似蒙古语。

出于目前对鲜卑语的了解过少，语言学家多借用历史学家对鲜卑族内部的部落划分，直接用于指称鲜卑语内部的各种“语言”或“方言”。有柔然鲜卑语（柔然语）、乌桓鲜卑语（乌桓语）、拓跋鲜卑语、慕容鲜卑语、吐谷浑鲜卑语（吐谷浑语）、室韦鲜卑语（室韦语）、契丹语、蒙兀语（原蒙古语）等。

《隋书·志第二十七·经籍一》中有关于使用鲜卑语翻译中国传统汉文书籍的记载。例如《国语孝经》，包括郑玄注《论语》、《集解论语》、《集注论语》、《论语释疑》、《论语释》、《论语体略》、《论语旨序》、《论语杂问》、《论语标指》、《论语难郑》、《论语别义》、《论语义疏》、《论语述义》、《论语讲疏文句义》、《孔子正言》、《孔子家语》、《孔丛》、《论语孔子弟子目录》、《尔雅》、《集注尔雅》、《尔雅图》、《尔雅音》、《小尔雅》、《广雅》、《广雅音》、《方言》、《释名》、《辨释名》、《五经音》、《五经正名》、《五经大义》、《五经然否论》、《五经异义》、《五经拘沈》、《五经义》、《五经通义》、《五经要义》、《五经杂义》、《五经析疑》、《五经宗略》、《长春义记》、《大义》、《经典大义》、《白虎通》、《谥法》等等。此外还有《千字文》、《勤学》、《少学》、《说文》、《字林》、《国语》、《鲜卑语》、《国语物名》、《国语真歌》、《国语号令》、《国语杂文》、《鲜卑号令》、《国语杂物名》、《国语御歌》、《国语十八传》、《河洛语音》、《杂号令》等等。总共108部图书，447卷，此外在唐朝初期编纂《隋书》时还统计另有亡佚图书135部，569卷。以上这些鲜卑语图书无一本传世至今，故其文字无法考证。只得猜测因其早期与蒙古高原上的突厥语族民族接触，可能见到过古突厥文字，而后期进入中原，或许直接使用汉字来书写鲜卑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