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时代，又称传疑时代，是指依靠口耳相传所描述的远古历史时代，是中国地区古代传说和神话的一部分，在汉字记载出现之前，历史靠世世代代的口述而流传，这些内容到后来才被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古代文献里有丰富的古史传说内容，从中可看出中国原始时代大概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变化。战国时代的人对于中国原始时代的社会情况有许多思考，屈原《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后面又问，有位名叫女歧的神女，没有匹配，为什么能有9个儿子？相传人是由女娲用黄土和泥捏出来的，那幺女娲之身又是谁做的呢？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关于人类起源的思考，已经包括进了相当分量的古史传说内容。关于古代社会情况，《吕氏春秋·恃君》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些记载对于说明传说时代的情况十分宝贵。关于远古汉族先民的生活情况，古史传说中有一些正确的揣测，《韩非子·五蠹》篇提到的有巢氏、燧人氏的情况和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情况是符合的。传说时代的社会发展，古代汉族人曾用“大同”、“小康”加以比较说明。传说时代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之世是传说中的没有阶级和剥削的时代。其后便进入“小康”之世，这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服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在汉族传说时代，原始农业已经出现。关于农作的起源要追溯到神农氏（炎帝）和烈山氏。神农氏创造了耒耜，教民耕作，种植各种谷物。烈山氏有一位很能干的子弟，名叫桂，“能殖百谷百蔬”（《国语·鲁语》上）。考古材料表明，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就普遍兴起农作，神农氏和烈山氏可能是那个时代以善于农耕而著称的氏族。此外还有一位伏羲氏，据说能够“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易经·系辞》），大概是以渔猎著称的氏族。汉族传说时代里有许多著名人物，如黄帝轩辕氏、炎帝、帝喾、尧、舜、禹等，他们常处于半神半人状态，应是当时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中国古代传说里尽管有后人不断加工的成分和神话内容，也有后人的臆想和迷信，但在反映原始社会的某些特点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而著名的禅让制度正是兴起于这个时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法国学者拉克伯里1894年发表论文《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提出中国人来自巴比伦说。20世纪初，该说一度得到日本学者白河次郎、英国学者鲍尔以及中国学者丁谦、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但很快遭到柳诒徵、梁启超、缪凤林等人的反驳。五四运动后，除饭岛忠夫、郭沫若等继续支持外，中国文化来自巴比伦说已基本不为学界认可。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倡导仰韶文化西来说。1931年，梁思永证明仰韶、龙山和商朝文化一脉相承，1945年，夏鼐确认齐家文化并不早于仰韶文化，安特生的假说遂失去实证支持，安特生本人也放弃了这一假说。中国学界批驳“中国文化西来说”之后，本土起源说渐居上风。顾颉刚的古史辩运动明确提出“推翻非信史”的“诸项标准”，质疑古代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接下来有：12000-6000转年、东胡林遗址9000-7000南庄头遗址8500-7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