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 语言人类学 分子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 考古学应用人类学 民族志 参与观察 文化相对论文化 • 社会 史前史 • 人类演化 亲属 婚姻 • 家庭 物质文化 种族 • 民族 性别 • 社会化 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宗教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 经济人类学 民族学 法医人类学 媒体人类学 医疗人类学 城市人类学 视觉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 人类学家列表实证主义 · 反实证主义（英语：Antipositivism） 结构主义 · 冲突理论 中层理论 · 形式理论 批判理论人口 · 团体 · 组织（英语：Organizational theory） · 社会化 社会性网络 · 理性化 · 都市 · 阶层 流动 · 社会不平等 · 社运 · 社会变迁 社会心理学 · 发展 · 偏差 · 犯罪 教育 · 知识 · 科学（英语：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 医疗 健康（英语：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 法律 · 政治 · 军事（英语：Military sociology） · 体育 经济 · 世俗化 · 工业 · 互联网 传播 · 文化 · 反文化 · 社会企业 宗教 · 文学（英语：Sociology of literature） · 家庭（英语：Sociology of the family） · 性别社会语言学 · 媒体研究 社会哲学 · 社会统计学 系统科学 · 世界体系理论 经济地理学 · 经济思想史 社会人类学 ·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 性别研究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对于人类的全貌视野研究）的其中四或五个分支之一。这个学科分支将文化视为有意义的科学概念。文化人类学家探讨人类的文化变异性，搜集观察结果，这往往透过名为田野调查工作的参与观察，并检视全球的经济与政治过程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人类学对“文化”这个术语的最早清楚阐释来自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爵士，他在1897年出版的《原始文化》第一页提出：“文化或文明，采取这个字汇的广义民族志意义来看，是做为社会成员的人们习得的复杂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的能力与习性”。后来，文明（civilization）这个术语的定义，由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提出的定义所取代，文化成为一个统称，文明专指某个特定种类的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有一部分反映对于西方早先所抱持的文化与自然相对立的这个论述，提出一个回应；依据这个论述，某些人群生活在一个“自然状态”。人类学家主张，文化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且所有人类都具备能力，分类其经验、以象征方式编码分类（亦即，运用语言），并可将这种抽象概念教导给其他人。由于人类透过濡化（enculturation）与社会化等等的学习过程来习得文化，居住在不同地方或环境的人们，因而发展出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也指出，透过文化，人们可采取非遗传方式，适应于他们的环境，因此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们，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发生在19世纪后期的脉络中，当时关于哪些文化是“原始”或哪些文化是“文明”的这类问题，不仅让卡尔·马克思与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深思，也让许多其他学者思索。殖民主义及其过程，逐渐让欧洲思想家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原始”他者。不同人类彼此的相对地位，其中有些具备现代先进文化，包括引擎与电讯；然而其他的人群缺乏这类东西，而只有面对面沟通，并依然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这是第一代文化人类学家感兴趣的议题。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同一时间，在英国兴起的一门学科社会人类学，将“社会性”（sociality）视为核心概念，将研究焦点放在关于社会地位与角色、群体、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现在“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这个统称，同时包括了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传统。当代文化人类学源自于十九世纪的民族学，并随着对民族学的回应而发展，当时的民族学涵盖对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化比较。例如爱德华·伯内特·泰勒以及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等等英国学者，大多采用其他人（往往是传教士、商人、探险家，或殖民地官员）所搜集的资料进行研究，这些学者因此得到一个名号：“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们，往往具有类似的信仰与习惯。着眼于这个问题，十九世纪的民族学家分为两个学派。某些人，例如格拉夫顿‧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认为不同的团体必须采取某种方式从另一个群体学习，无论经过多少次的转手学习；换言之，他们主张文化特质是由某地散播到另一地，或是“传播”。其他的民族学家主张，不同的群体具有独立发明类似信仰与习俗的能力。其中一些提倡“独立发明”的概念，像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并假定这些相似性意味着这些群体历经了相同的文化演化阶段。特别是摩尔根主张，某些形式的社会与文化不可能出现在其他形式之前。例如，工业化农耕不可能先于简单农业之前被发明出来，而假使没有先前的非镕铸的金属制作技术的话，冶金术就不可能发展出来。摩尔根，如同其他的十九世纪社会进化论者，相信存在着一套或多或少有顺序的发展过程，从原始到文明。二十世纪人类学家大多拒斥这个概念：所有人类社会必须以相同顺序，通过相同的发展阶段；他们主张这些概念并不符合经验事实。一些二十世纪的民族学家，如朱利安·史都华（Julian Steward）接下来主张，这些相似性反映着对于类似环境的类似适应方式。其他学者，例如克劳德·李维史陀（他同时受到美国文化人类学与法国涂尔干社会学所影响)，他主张外显的发展模式反映了人类思想结构的基本相似性（请参阅结构主义)。到二十世纪中叶，有许多人群跳过了某些发展阶段，例如在一个世代之内，就从狩猎采集者直接跳到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因此十九世纪进化论受到有效地驳斥。在二十世纪，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与社会人类学家）转向精心制作民族志。民族志是一个写作文本，关联到个人在某个特定地点与时间。通常，人类学家确实长期住在另一个社会，同时参与观察这个群体的社会文化生活。然而，许多其它的民族志研究技术，也存在于民族志书写或细节之中。文化人类学家也搜集物质资料，长期在图书馆、教会和学校研读记录，调查墓地，并解析古代的文字记录。一本典型民族志也包括自然地理、气候和栖息地的资讯。这是为了成就一篇对所探讨人群的全面书写，而且如今往往包含着民族志研究者透过一手与二手研究，所可能获致的，关于过去发生事件所能追溯的最长时间界线。布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他在超布连群岛进行田野工作并在英国教学）发展了这套方法，而且法兰兹·鲍亚士（他在巴芬岛从事田野工作，在美国教学）提倡这套方法。鲍亚士的学生援引他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概念，在美国发展文化人类学。同时，马凌诺斯基与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的学生正在英国发展社会人类学。然而文化人类学聚焦于象征和价值；社会人类学聚焦于社会群体与制度。如今，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都注意到这些所有的要素。虽然十九世纪的民族学家将“传播”与“独立发明”视为互相排斥与相互竞争的理论，但大多数的民族志研究者迅速达成一个共识，这两个过程都会发生，两者都可以合理解释跨文化的相似性。但这些民族志研究者指出，很多这种相似性是表面的，而且透过传播而传播的某些文化特性，从某一个社会转移到另一个社会时，其意义与功能往往会发生改变。因此，这些人类学家对于比较各种不同文化、推论人类本质或探索文化发展过程的法则，并不怎么感兴趣；而是注重从这些文化本身的角度，来了解这些特定的文化。这类民族志研究者及其学生，提倡文化相对论的概念，这个观点在于，一个人如欲了解另一个人群的理念与行为，只能从这个人群所生活其中的文化脉络着手。在二十世纪初，社会文化人类学在欧洲与美国往不同型态发展。欧洲社会人类学家聚焦于观察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亦即，在社会角色（例如夫妻或父子）和社会制度之中的人际关系（例如：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与政治人类学）。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聚焦于人们对于自己及其世界的观点，所具有的表达方式，特别是象征形式，例如艺术与神话。这两种研究取向经常合而为一，而且往往彼此互补。例如，亲属关系与领导功能，两者都是象征体系，也是社会制度。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都引用这两组前辈的作品，而且对于人们所做与人们所说，都同样抱持着兴趣。民族志研究方法主导著社会文化人类学。不过，许多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拒斥了早年将地方文化视为有界线和遗世独立的民族志模型。这些人类学家继续关心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体验并理解其个人生活的方式，但他们往往主张，学者不能仅由一个地方观点来理解这些特定的生活方式；反之，他们将这个聚焦于地方的观点，结合了掌握影响当地生活实情的更大规模政治、经济与文化架构的这项努力。这种方法的著名提倡者包括Arjun Appadurai, James Clifford, George Marcus, Sidney Mintz, Michael Taussig与艾瑞克·沃尔夫。在人类学研究和分析的一个正在成长的趋势，是多田野地点的民族志研究，在George Marcus的文章《世界体系之中/的民族志：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的兴起》（"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有所讨论。将文化视为嵌合在一个全球社会秩序的宏观建构之中，多田野地点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在空间上与时间上，将传统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不同地点。透过这种研究方法，当我们检视世界体系对地方社群与全球社群的影响时，能得到更好的了解。在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研究法之中，也兴起将跨学科研究方法引进田野工作中，包括来自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科学和技术研究，以及其他。在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研究追踪一个跨越时空边界的主题。例如，一个多田野地点民族志可能会追踪一个透过全球资本主义网络而传输的“事物”，例如一种特定商品。多田野地点的民族志研究，也可能追踪在离乡状态的族群、出现于多重位置与时期的故事或传言、出现于多重民族志地点的隐喻，或是个人或群体在穿越空间和时间移动时的传记。它也可能追踪超越边界的冲突。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的一个范例是Nancy Scheper-Hughes的作品，她探讨国际黑市的人体器官交易。在这项研究中，她追踪器官透过各种合法及非法的资本主义网络而传输的过程，以及在贫困的社区中流传的，有关儿童绑架与窃取器官盗窃的谣言与城市传奇故事。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逐渐将他们调查的眼光，转向了西方文化，例如，Philippe Bourgois在1997年赢得玛格丽特·米德奖，因为他对于在美国纽约哈林区Crack-den的企业家所做的研究。同时逐渐流行的研究是对于专业社群的民族志，例如实验室研究者、华尔街投资者、律师事务所、资讯技术的电脑雇员等。